《十三经》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，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。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，有189块，包含着《易》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等经文，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，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，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。

(资料图片)

在中国历史上，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，最早从汉朝开始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，勒石刻经，树碑垂范，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，匹夫而为万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从孔子到儒学，再到经学，这一切均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，而提起经学，就必须从两汉说起。

第二十三集两汉经学

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，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，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，客人的名字叫刘邦。此时，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，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，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。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，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，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，骂儒生为腐儒，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，以此折辱儒生。这一次，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？

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（公元1465-1505）年间彩绘绢本《孔子圣迹图》36幅，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，一副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。从这幅《汉高祀鲁》图中可以看出，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，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，献上太牢的厚礼，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。

唐丽 曲阜孔府文物局档案馆 副馆长

唐丽：太牢礼主要指的是全牛、全猪、全羊，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，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，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，诸侯公卿将相，让他们先谒孔庙，然后再去地方上任。

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，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。像其他儒生一样，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，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搫旗的群盗壮士，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。此后的三年时间，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，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，相反，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，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。殊不知，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。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，当皇帝以后，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，在朝堂饮酒争功，刘邦为此心烦意乱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，他清楚地告诉刘邦，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打天下，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。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，不过，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，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。礼成那天，场面宏大，秩序井然，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，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。从此，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，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。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，正式登堂入室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秦汉以后，因为礼坏乐崩，所以，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，大家就没有一套行为准则。汉高祖通过叔孙通来整顿这个朝野的这种秩序，制定了这种礼，高祖才感觉自己真正像一个皇帝。

公元前195年，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，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，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，只有儒家的思想才能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。然而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，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，刘邦即病逝。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，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。先秦时期，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，地位并不隆尊。秦统一中国后，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，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，乃至焚书坑儒，烧毁民间的藏书，民间有偶语诗书者，即犯杀头的罪名。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，烧了秦的宫室后，就连博士官所藏的《诗》、《书》和百家之言，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。汉王朝初建时，百废待兴，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。

卜宪群 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 所长

卜宪群：焚书坑儒以后，当然对文化的传播，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地断了，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比较短，比如说在汉初，当时先秦的一些学习儒学的这样一些学者他还在，他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这种形式保存下来。

韩自强 阜阳市博物馆 原馆长

韩自强：它那个（西汉）作坊里做出来的，它每一个漆笥片上面都带字。这就是装竹简（漆笥）的盒子，多精美，这竹简从（漆笥）上面。

多年来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，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汉初，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，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，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。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，刘邦在世时，整日东征西讨，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。直到他死后三年多，汉惠帝才正式下令，废除挟书律。又过了六年，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，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，鼓励学术发展，同时大收典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，先秦时期活在在政治、文化舞台的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，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，尤其是儒家，在经过秦朝的压制之后，急欲重振，实现救济苍生、治理社稷的抱负。然而天下之大，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当时有六经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再加上《乐经》，但是的确《乐经》到汉代就看不到了，就是我们说的音乐的《乐经》，就没有了。

《书》即《尚书》，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，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，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。在汉代，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《六经》，即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。可是汉初时，《乐》已完全消失，就连《书》都很难找寻。为保存儒家经典，东汉熹平四年（公元175），朝廷下令，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，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，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，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。每块石碑高一丈、宽四尺，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。碑成之日，盛况空前，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。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，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，一部分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，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。

刘一闻 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 研究员

刘一闻：熹平石经它的字体，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，所以它就写的、刻的都很端端正正的，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，也在洛阳出土的，出土以后发现最大的《周易》，它有940多个字。

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堇的《伏生授经图》。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，专治《尚书》，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，他不惧危险，将一本《尚书》藏于墙壁当中，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《尚书》，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《尚书》的儒者。朝廷马上请他赴京，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，不能到京城、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，晁错学《尚书》后，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。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，既有治儒家的博士，也有治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。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，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。在汉初，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，但在长年战乱、土地荒芜、经济凋敝、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，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，因而占有主导地位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汉代道家，它已经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样，它是无为而无不为，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，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，所以说它要对政治、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。所以我们所说的，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作为新道家。

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，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。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，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。在政治政策上，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；经济政策方面，鼓励农耕，轻徭薄赋；社会政策方面，坚持抑制豪强，以德化民；对外政策方面，历行和亲弭兵。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，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。据史书记载，到汉景帝后期，国家的粮仓丰满，新谷子压着陈谷子，一直堆到了仓外；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，散钱多得无法计算。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，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。

杨振红 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 研究员

杨振红：汉初黄老之治，在于它要休养生息，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，因为他们这样做，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，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

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，尤其是世风的败坏，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。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这样写道：秦要统一天下，实行商鞅变法，弃绝礼义仁爱。秦的功业虽成，但是倡导功利，现在虽然是汉朝，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。世人追求奢侈，竞相攀比，朝廷对此没有定制，致使人们抛弃礼义、没有廉耻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人们做事唯利是图。针对这种现象，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，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。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、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，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，英年早逝。

卜宪群 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 所长

卜宪群：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，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，没有吸收他的建议。他把淮南王、还有齐王都进行了拆封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削藩，彻底地撤掉这些诸侯，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逼，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，就是当时还不具备（立即削藩）这样的条件。

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，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。他组织撰写的《淮南子》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，但以道家思想为主，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，这样，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。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，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，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，独立倾向明显，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。汉景帝时，曾到伏生处学习《尚书》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，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，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，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。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，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，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。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、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、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文帝时候，它的确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，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，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。那新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加上旧的一些办法，与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，看来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，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。

这里是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，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，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，立了塑像。汉景帝时，辕固生因为传习《诗经》被任命为博士，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。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，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，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，这场争论的主题，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，而实际上，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再变了，不能去改革，但是，辕固生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，两人就发生了争论，而且争论到最后就拿着帽子（和鞋子）作为一种比喻，就牵扯出了汤武革命。

到汉武帝时，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，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，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，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。在统治思想上，逐渐摆脱黄老学说，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，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。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，凡是学习申不害、商鞅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学说的人，不得被推选做官，这意味着法家、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。公元前136年，汉武帝下令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经博士，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。一年后，窦太后去世，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。不过，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，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，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，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，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，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？

宋艳萍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宋艳萍：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，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，他不满于无为而治，因为，儒学它是有大一统、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，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。

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，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，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，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，饱读诗书，为社会做出贡献，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。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，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。《史记》载，董仲舒，广川人也。以治春秋，孝景时为博士。董仲舒曾发愤闭门读书，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，但因为刻苦研究，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。董仲舒以《公羊春秋》为依据，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、五行学说结合起来，吸收法家、道家、阴阳家思想，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。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。儒学转变为经学，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，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，也成为今天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。

杜维明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 院长

杜维明：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《公羊春秋》，一种微言大义，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，也就说来自他对人性、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、长久的、持续的和谐，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，这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，但是刑也加在上面，就是法治和德治，法治是最基本的，但是法治的本身不能够创造道德，必须还要有德治。

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，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的分析。公元前134年，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，迫不及待地下诏，征求大道之要、治论之极，董仲舒马上回应，以贤良对策。汉武帝连问三策，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、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，董仲舒则连答三章，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，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。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，史称《天人三策》或《举贤良对策》，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。

杜维明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 院长

杜维明：像董仲舒那个时候，策是策问，皇帝有问题，问题就是天下大事。我们现在碰到大的问题，培养人才的问题，安全的问题，发展的问题，乃至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，这些大问题。那么对策，它就对你这些大问题，他提出回应。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，天是什么意思，它有很深刻的内涵，而且内涵是道德的含义，非常深刻的内涵。天有好生之德，天对老百姓讲起来，我想跟老传统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有一脉相承的地方。

在《天人三策》中，董仲舒提出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：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，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。汉武帝听取后，将不治儒学《五经》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，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，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

杜维明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 院长

杜维明：董仲舒的意思，汉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，你真正要有改革，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，这个思想儒家可以为你提供，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，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。

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，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，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地得以实践。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，太学之名始于西周，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，却是始于汉武帝。也正是由此开始，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，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，从古至今，两千年来不绝于耳。汉朝将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五经确定为官学，传习《五经》的经学成为最正统的经学，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。到西汉末年，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，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。

杜维明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 院长

杜维明：儒家有它的道，有它的学，有它的政，在它的学术传统中间，经学是它的核心。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《公羊春秋》，也是一个实践哲学，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，不读《大学》，不读《中庸》，不读四书，不读五经，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，就它整个人文，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，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。

有一位同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，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。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，却被破格提拔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。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，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，认为法不远义，和不远礼。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，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，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，开设经艺考试，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，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，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公孙弘功不可没，儒学变成了经学，这样它成为汉代意识形态，具有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。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，从汉代朝廷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设五经博士，每个博士都要招很多弟子。

在汉代，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，门派严格，传承有序。西汉初年，传习五经的硕儒有：传习《诗》的申培公、辕固生、韩婴，传习《书》的伏生，传习《礼》的高堂生，传习《易》的田何，传习《春秋》的胡毋生、董仲舒、申培公等。董仲舒则是传习《春秋》公羊学大师，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，讲授儒家经书《公羊春秋》。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，即所谓皓首穷经，这种执着的精神、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为朴学的原因。在西汉，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，到了东汉，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之后，已成为世家豪族，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。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，在经济上成为豪门，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。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，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，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。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，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，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。汉代，经学地位提高，就产生了傍依、比附经义的纬书。用谶纬解经，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比如说《春秋》它有《春秋》纬，《书》它有《尚书》纬，《礼》它有礼的纬书，各种各样的，所以说这个纬书，内容大多是放荡不羁，有很多神话的色彩，它保留了很多中国原始神话、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。我们看到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、很庄严的，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，可能站在天门上，拿着一把宝剑，踩着祥云，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。

不过，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。他们广泛融合、汲取各家所长，以此丰富经学，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。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，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，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，创造出阴阳灾异论，借以限制皇权，规范帝王行为。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，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，如不符合天道，天就会降下灾异，做出警示。武帝晚年，灾异频繁出现，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，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——罪己诏。

杜维明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 院长

杜维明：儒家有它的批判的精神，它这个批判的精神，就是对它所建构的政治，要有一套反馈系统，那么天人关系是一个最难理解，但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。假如你这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，那天要受天谴，它先有这个警告你，先有灾异，那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警告，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了。

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，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。春秋大一统理论，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，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《春秋》中推演出的概念。大的意思是重视、尊重，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。正如《汉书·王吉传》所说：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，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也。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和自己的这些子弟都封为诸侯王，同样他又分封了很多郡县，由中央直接治理。并行的情况下，这些诸侯国坐大以后，它就出现，它有一个想脱离中央集权的冲动，或者这种需求，就说明当时这个社会，它不是很统一。所以董仲舒讲的大一统，整合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，它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。

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、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，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——三纲五常。所谓三纲，即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；所谓五常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，但是对这些观点的论述，汉儒已十分明晰。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，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。

杜维明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 院长

杜维明：董仲舒所提出来的这个三纲，它有强制性，强制性也就是为了秩序的安定，这个思想受到法家的影响，那么它要维持一个秩序，它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，那么，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于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，这个上下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，那么父子的关系、夫妇的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，都是纲。《白虎通义》就把三纲定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大经大法，一直到了宋明以后，包括到了今天，像陈寅格先生、王国维先生，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。

绵延两千多年，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，温文尔雅、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，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，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、衣食住行中。很显然，儒者是勤俭的，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，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，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，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。

周应之 诗礼春秋汉服 创始人

周应之：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，他很快会赢得尊重，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，它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。那同时，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，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真理的尊重，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。

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，但也并非一帆风顺。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，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、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，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，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。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、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，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。这在某种程度上，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。到东汉后期，今文经学、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。与此同时，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，而是兼治今、古文经学，在融合中寻求发展。在东汉后期，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，他就是郑玄。他力求融合今文经和古文经，遍注儒家经典，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。显然，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，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，似乎暗合了《易经·系辞》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”所讲的道理。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，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，使无为变成无不为，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；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，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；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、天意、小康与大同等理论，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，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。到了现在，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。

孙晓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研究员

孙晓：儒学和经学是有差别的，儒学它原来是一种社会学说，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。但是，它被汉代政府采用以后，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，变成了一种经世治邦的一种学问，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。经学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，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各自的一些优点，经学的内容比儒学要更为丰富。

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，也是一位历史学家。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，也许司马谈错了，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，恰恰是其优点。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；寡要即缺乏重点，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、抱残守缺，而能与时俱进、发扬光大。也正因为此，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，经学的影响是其它学说所无法比拟的。

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，虽然有过神圣化、庸俗化的倾向，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，但是，它强烈的现实关怀、经世致用的特征、自我批判的精神，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，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。

今天，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，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。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，很亲切，很熟悉，如同家人，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。无论如何，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，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，启迪着我们的智慧，规范着我们的行为。

关键词： 中国社科院 儒家经典 北京大学